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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北仑:用“勤廉积分”监管基层干部言行举止

2019-05-26 21:11 来源:秦皇岛

  宁波北仑:用“勤廉积分”监管基层干部言行举止

  百度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3月22日电 (记者闫妍)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李钺锋接受了人民网独家访谈。当主持人宣布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会场上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又一次起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意。

要完善大病兜底保障机制,解决好因病致贫问题。巴音朝鲁代表中共吉林省委向全省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在台盟中央参政议政五年规划纲要的指导下,全盟各地方组织、各专委会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围绕国家工作大局和两岸关系发展大势,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供了230余份提案素材。网络人士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参观学习活动期间,网络人士先后到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学习,听取中共七大会议专题介绍;到梁家河村实地感受当地干部群众坚定信念、勇于担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弘扬正能量,喜迎十九大”主题沙龙上,大家分别围绕“弘扬革命精神,坚定‘四个自信’”、“提升创新能力,推动行业发展”和“传播网络正能量,构建清朗网络空间”3个专题进行了讨论发言;宣读了《网络人士“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网络正能量”倡议书》,号召广大网络人士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明确责任使命,发挥专业优势,弘扬网络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贡献力量!网络人士一致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非凡、收获很大,让大家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今天(12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邢善萍代表省委省政府,赴济南西藏中学走访看望寒假和春节期间留校的藏族师生,赠送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的祝福。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表示,您的当选表明中国人民对您的英明领导充满信心。

3月1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消息宣布后,一些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纷纷致电或致函习近平主席,表示热烈祝贺。

  随后,全国各地方社院纷纷创立,1961年社会主义学院改名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这样,‘一国两制’就进一步被明确要作为一个长期的原则和事业去做了。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2.任何媒体、网站、个人和商业机构不得利用本网站发布的内容进行营利性活动,也不得对本网站发布的内容进行任何歪曲和篡改。

  巴音朝鲁在讲话中指出,过去的一年,全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服务中心大局,坚持主动担当作为,坚持联系服务群众,坚持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丁仲礼首先代表民盟中央对陶公表达深切怀念,对陶公家属致以亲切慰问。

  台盟中央非常重视民主党派年度调研工作。

  百度在民族团结“结亲周”活动中,全疆百万干部职工与结对认亲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9时23分,选举正式开始。人民日报北京3月6日电3月6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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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北仑:用“勤廉积分”监管基层干部言行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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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嘉:解决“类住宅”关键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

2019-05-26 08:2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内不得转让;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此前在3月份,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类住宅”的一揽子政策,从销售对象(仅限企业)、设计报建(限制最小分割单位)、暂停贷款、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全面堵死“类住宅”的生存空间。

“类住宅”缘何泛滥,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

首先,商业办公(有其城市外围)租或售,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利润不高的问题,商办用地建“类住宅”,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

其次,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大城市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商办项目很难招商,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

再次,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而“类住宅”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还享受住宅溢价。

最后,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住宅需求旺盛。房价“上台阶”,限购政策强化后,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类住宅”就应运而生。2016年,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和56%。由此,“类住宅”火爆就不难理解。

尽管“类住宅”客观上有生存空间,也补充了住宅需求,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人为降低用地效率,并导致“城市病”更加突出。目前,“类住宅”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加重了配套压力。区域内小商小贩、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换乘站点拥挤不堪。另外,“类住宅”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紧约束”政策失效。

近年来,京沪等城市在人口、土地供应上,均采取“减量发展”的政策。但是,“类住宅”以其不限购、低价格优势,成为外来人口“扎根”京沪的选择,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

出现“类住宅”乱象,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经营困难。笔者调研,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

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更快回笼资金、配套压力更少,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

不过,“类住宅”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人口迁入很快,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

目前,包括一线城市在内,我国大城市40%~50%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足20%,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原则上,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所替代。同时,土地用途周期(最少40年)一般大于产业周期。互联网冲击下,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但在我国,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对此,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召开听证会,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另一方面,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增加公共配套支出,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转制困难、无力补缴地价,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借地生财”,导致功能转换停滞。

于是,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而原有工业、商办也难以盘活,导致住宅用地紧缩,也由于外围工商业“不经济”而导致“类住宅”泛滥。

因此,解决“类住宅”,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最后,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腾出无效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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